小时候读到过一首诗「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,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」,印象极为深刻,上小学期间,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吃家门口的杭州小笼包,我认为杭州自然是个好地方,可是汴州是什么地方呢?

从地理上说,汴州就是河南开封,但实话实说,现在不会有谁会对像对杭州一样对开封抱有什么浪漫幻想,如果一个人憧憬自己遇到一个撑着油纸伞的旗袍姑娘,他一定不会想象自己在开封,如果要憧憬开封,我认为只能想象自己和包青天一起破案。

汴京之为汴京,只能于宋,宋之前,汴京数易其主,兵戈不断;宋以后,汴京由盛转衰,再也不复当年。

从去年年底开始,我就时不时把「东京梦华录」拿出来,从中挑选一些菜,作为周末食物。

除了学习做菜之外,我们还能通过东京梦华录一窥汴京的当年的繁华:八荒争凑,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,皆归市易;会寰区之异味,悉在庖厨。花光满路,何限春游。萧鼓喧空,几家夜宴。伎巧则惊人耳目,奢侈则长人精神。

和富弼,文彦博,司马光,欧阳修,晏殊等当时的许多人一样,无论是德高望重之士还是奸佞宵小之人,人们都普遍认为,虽然有许多小问题,但当今的皇帝宽仁厚德,百姓安居乐业,保持这样的和平,繁荣就能一直持续。

即便大宋国土被周边小国不断蚕食,即便不得不通过每年上贡给西夏绢15万匹、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,上贡给契丹50万钱,以换取短暂的和平,即便二十年间,百姓税赋增加了十倍,但除了寥寥数人外,并没有几个士大夫意识到出了问题,更别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「外此衮衮,以迄蚩蚩,则酣戏太平,不复知天地间有所谓忧患。」

其实并非只有王安石一人看到了歌舞升平下的内忧外患,范仲淹写「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」固有此志,但他只开了一个小头,试图通过「优化官员队伍」来进行改革,这很快就失败了。但正是因为范仲淹的失败,我们才能看到王安石的变革,有多么了不起。

剔除华丽的外衣,宋神宗时期的北宋,赋税日重,但国家日穷,农民存不下一年的粮食,不敢多种一棵桑树,不敢多养一头牲口,国家花了大价钱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,但战斗力却不如拿着钉耙的村民。这是摆在王安石面前的问题,也是他为北宋王朝做增长工作的起点:增长国家的财富,增长国民的财产,增长国民的生活质量,增长军队的战斗力。

1067年,司马光和王安石,在朝堂上有过一场精彩绝伦的对话,司马光说,所谓理财,不过就是按人头征税,用篓子装钱而已,王安石说,并非如此,善于理财的人,可以不增加税赋,就让国家更有钱,司马光大声说,怎么可能有这种道理?天地间的钱,不在百姓那里就在国家这里,你说不加税能让国家更有钱,不就是换个法子从百姓那里夺过来吗?你这比加税还可怕。

很可惜,王安石是如何回答司马光的,史书并没有记载,这不是我的锅,连梁启超做考据都没有找到,更别提我了。但让我们静下来想一想,司马光说的是对的吗?不说远了,几十年前刚建国的时候,举国之力,也就能拿出几架飞机,几十年过去了(差不多宋仁宗到神宗的时间),国家积累了多少财富咱不知道也不敢问,但百姓的财富也得到了巨大的增长,试问,国家是通过掠夺百姓财富的方式变强大的吗?当然不是,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发展的,变化的,生产力的提高,效率的优化,都可以让国家和百姓同时受益,实现「不加赋而国用足」。

可惜了,砸缸的小司马光那么机灵,长大之后的司马温公也难以避免固守旧规。

即便今天有成百上千的银行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贷款,有二十万个理财公众号教你如何用工资理财,但这一切,都来自于九百年前,王安石创立的机构「三司条例司」。

这是全球第一个中央银行,是全球第一个物价局,是中国第一次把「理财」作为重要国策,是社会主义的宋朝版。

在王安石看来,国家经济之所以凋悴,是因为国民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生产和工作上,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,是因为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贫富差距:农民在种地的时候,一旦遇到水旱灾害,那么就会损失惨重,不仅失去当下的口粮,更因为没有余粮可卖,也就没有钱去买下一个季度的种子继续耕种了,为了糊口,只能向富人借钱,而借这种钱往往要付高昂的利息,长此以往,良田无人耕种,农民沦为奴隶,国家也就因此而穷蹙了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王安石设置「三司条例司」,并下发「青苗」「均输」「市易」诸法。

以「青苗」为例,在遇到旱涝灾害时,农民无需向富人借高利贷,而是向国家借款,这个利息通常比富人的高利贷低的多,而还款时间也不限制太紧:你可以等来年丰收的时候再还。

同时,这个机构还兼有物价局之功效:丰收时以农民能接受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,等到灾年的时候,又把这些粮食以比较公道的价格卖出,以此打压那些囤货居奇的黑心商人,也不至于让农民喊出「苹果滞销,帮帮我们」的口号。

请注意,「青苗」并非完全做公益,国家贷的款,利息比高利贷低,但还是有利息:这是一个赚钱的买卖。但和富人的做法不同,国家赚的钱,会继续投入到「增加生产」与「帮扶农民」上面,这是一个正向循环:国家帮助农民种了更多地,农民帮国家赚了更多钱,而这些钱又帮更多的农民种了地。这样一来,即便税收的比例不变,因为总生产值得到了提高,国家也能获得更多收入。

和青苗类似,「市易」,「均输」则致力于帮助工商业的从业者减轻负担,增加生产效率,只不过把「借钱种田」变成了「借钱生产」。

在资金周转上面,工商业的从事者面临的资金压力比种田的农夫来说只多不少,在丰年,农人们尚能存下余粮,以事来年,而工商业从业者,则无论丰欠,往往都需要等到生产物品销售完毕,才能靠回款采购原材料进行下一次生产,而在「生产完商品」到「销售完毕」的这段时间,由于回款未到,生产则必须停止。

「市易」用国家财政贷款给商户工厂,让他们不需白白干等到收到回款才能继续生产,而是一边销售,一边用国家贷款继续产生,同时,也不必担心销售问题,如果滞销的话,国家会兜底收购,并在这些物资稀缺时再平价放出到市场上。

和青苗一样,市易也是有利息的,它并非饮鸩止渴的刺激生产,而是致力于成为一个可以自足长续的政策,不仅能自足,还能充禀国库,增加岁入。

「青苗」,「市易」,「均输」为增加国家财富的措施,这的确增加了国家的财富,但仅仅凭借这些办法,并不能让百姓生活质量提高。为何?因为有一项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,至汉唐更盛的恶政:差役。

古代国家,国库往往不甚富余,而又无财政手段,不知 ICO 为何物,因此在面临国家级别的大型工事时,往往会强制征调民工,是以「服差役」,为国家尽公民之义务,本无可厚非,但人的欲望往往是没有上限的,历代帝王和官员享受这免费的劳力享受惯了,于是亭台楼阁,堡垒要塞,城墙工事,陵寝墓冢,府邸深门,愈加高大广阔,这都需要数以万计的民工长年累月的劳作,由于要长途跋涉,要在恶劣环境下工作,医疗也十分落后,这一工作的死亡率极高。

为了逃避差役,人们无所不用其极,韩琦向仁宗的奏议上写道「至有孀母改嫁,亲族分居,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,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,规图百端,苟脱沟壑之患」,上文提到的三司条例司的官员韩绛亦言「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,将为衙前,其父告其子云:吾当求死,使汝曹免冻馁,自经(上吊)而死」,差役之惨状可见一斑。

为什么王安石让我佩服,固然其才识卓绝,文采无双,但也因为他有悲天悯人,视人人平等的胸怀,差役恶法,已实行几百年,满朝士大夫,均认为天经地义,我们不能说苏轼,苏撤没有贤德,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贤德如苏撤,苏轼,也为差役法辩解道「役人不可不用乡户,犹官吏不可不用士人」。

神宗曾经跟文彦博探讨过革新差役法的可能性,神宗说,革新差役法,士大夫可能会不高兴,但百姓们不会有什么意见吧?文彦博傲然道,天下是士大夫治理的,不是百姓治理的。

王安石的改革阻力,可以想见。

王安石对差役的革新,是变「差役」为「募役」,我已经看了许多资料,但每次读到募役法,都不得不赞叹其远见卓识,募役法将所有人按照贫富分为五等,最贫困的人什么都不用管,其余人按照所在等级,出一笔钱,富人多出,穷人少出,国家拿着这笔钱来雇佣工人,按照劳动强度给予工资补贴。

募役法,国家会多收取20%的费用,作为备用经费,给因公死亡受伤的人一笔抚恤,若还有剩余,则为国库收入。

募役法的本质,其实就是现在的人们司空见惯的梯度税收政策。自古以来,全球几乎所有文明,都会出现强势的豪强富人集团,他们无需服役,也不交税收,国家负担,全依靠剥削压榨广大穷人

法国大革命,乃至于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,其原因多半在于此,亿万人为之奋斗和流血,就是为了不被贵族皇室鱼肉,很少有人能意识到,在法国大革命数百年前,在一片比法国广阔数倍的国土上,王安石凭借一己之力,对抗权臣富豪,在庙堂运筹帷幄,而将「募役法」颁布与世。

募役法出,据「文献通考」记载,「上等户,尽罢昔日衙前之役,其费十减四五…..中等人户,其费十减少六七….下等人户,尽除前日冗役….其费十减八九」

募役既行,许多年后,当司马光重新掌权,试图恢复差役法的时候,曾经反对募役法的东坡先生劝道:役可雇不可差,即便来了一个圣人,也不能轻易改变这个政策,农民被差役,比起赚钱做募役,辛劳苦累十倍有余。

我之所以把王安石称之为增长黑客,不仅仅是因为他为孱弱北宋王朝制定的诸多增长策略,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背后的精神内核:突破陈规陋见,荡涤老旧认知,而这一切,都为心系苍生的胸怀所指引。黑客者,必须不墨守陈规,必须不循规蹈矩,但之所以为黑客,而非恶徒,非脚本小子,非破坏分子,则在于其「出新」的同时,依然恪守了良善的底线,悲悯的赤子之心。

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向来以谈钱财为耻,而王安石则能认识到财政于国家是第一要务;士大夫之所以耻于谈钱,主要原因是他们家底殷实,也拿俸禄,养尊处优,不忧贫困,不惧饥馑,司马光能说出「役人不可不用乡户,犹官吏不可不用士人」,其肝肺如见。

王安石并非单纯为增加国家财富而向百姓敛财,他将增长模型嵌入到国民生产经济之中,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生产总值,进而增加国家的财富,与此同时,百姓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
后元丰行诗云:「麦行千里不见土,连山没云皆种黍。水秧绵绵复多稌,龙骨长干挂粱梠」此时新法已实行十余年,整个国家气象日新,众化大成,许多尚有良知的文臣良相,此刻都心悦诚服。

上学时,课本上学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,我就对其中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「世之奇伟、瑰怪,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」,我写作文常常引用这句话,从某种角度上看,900年前的王荆公,说出的却是现在所有增长工作的内核,从互联网公司做用户增长到国家政体做经济增长,皆是如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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