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读了奥威尔的1984,看完后猛然回想起这学期学过的传播学,心里爬过一阵细密的恐惧。

布罗茨基说,文学必须干预政治,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。这句话还暗含了一个意思,就是文学是有能力干预政治的,当然,政治也有能力干预文学,事实上,政治什么都干预。

和文学相比,媒体有着更即时,更普遍的力量,如果说文学的力量是慢慢见效的中药,那媒体的力量就是猛烈的激素,一篇报道可能引起激愤的群情,一个新闻可能造成集体的恐慌,当然,媒体也可能是正能量的散发者,新梦想的领路人,但媒体的力量确实是太强大了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30 年代,人们就发现了媒体的这种力量,并且发展成一种名为『魔弹论』的观点,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御的强大力量,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,药剂注入皮肤一样,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;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,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。

媒体最初由机构或群体打造,然而随着技术与文化的发展,人们开始质疑没有监管的媒体,这促使着『公民新闻』的发展,公民新闻指的是,新闻不再只由专业新闻机构采集和发布,而由每个普通人经手,同时人际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,随之发展而来的由达尔西提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成为了人权的标配——传播权,即每个人都有权利将自己的经验,思想,观点,通过合法的手段和渠道加以传播。

公民新闻和个人传播,促使的是媒体的自我克制和新闻的健康发展,然而,媒体的力量没有减弱。我们可以注意到,历史上的所有极权,往往都伴随着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和对个人传播权的肆意切断。这其实就是因为极权对媒体力量的恐惧。

所谓极权,其实就是极少部分上等人通过少部分中等人,剥削和控制极大部分下等人,所有法律,所有规则,都是为巩固这一利益体系的稳固而服务的。极权并非一无是处,古代人类对抗外敌和凶恶的自然条件,极权有极高的指挥效率,同时由于资源的有限,不得不有多级分化。然而现代社会创造的财富足够让每个人都丰衣足食,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有贫富差距。极权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这一利益体系,所以它千方百计的迫使下等人陷入困苦的生活中,并不断浪费着剩余价值。极权是一座金字塔,看似稳固,但下层的根基一旦破裂,最上面将会顷刻坍塌,这就是极权恐惧媒体的原因——媒体有让下层动荡的力量。

古代王朝流行玩文字狱,就是一种对媒体的控制。有人可能会问,言论的威胁和媒体的威胁哪个对极权威胁更大?事实上,他们的威胁都是一样的,本质都是媒体的威胁,传播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『两级传播理论』,这个理论表明来自媒体的信息并不是立即传播给每个受众,而往往是先抵达意见领袖,意见领袖再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分析,判断和加工,传递给人群中不大活跃的部分。要知道,这个理论是早在二十世纪就提出了的,那时候根本没有微博,而意见领袖却是一直存在的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,而他的言论则可能有广泛的传播,所以,对于媒体的控制和对于言论的控制,本质上是一回事,即对内容和渠道的控制。

机械而暴力的『控制』是不得要领的,是容易失败的,所以这控制来的往往温柔的多。拉扎斯菲尔德在总结媒体负面功能的时候提出:最关键的一项媒介负面功能就是麻醉精神。娱乐至死或许是其中一个方法,当人们都在娱乐中麻醉的时候,媒介的另一些作用就会被弱化到几乎不可见。拉扎斯菲尔德同时说到,大众媒介持续不懈的宣传会使人们完全丧失辨别能力,从而不假思索的顺从现状。这正是极权需要的,所以极权控制的媒体一定会持续不断的输出一些重复的内容,重复的精神,重复的思想,让人们信以为真。朝鲜的新闻或许就是一个例子。

极权一定会塑造偶像,这偶像不一定是某个人,当然也很有可能是某个人,还有可能是某个组织或某个目标,使得人们趋之若鹜,千方百计的加入或靠拢。极权还一定会塑造敌人,会纪念战争,会给予所有孩子关于敌人和战争的教育,让每个人都有对于敌人的憎恨,因为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总要有一种相同的情绪,若不是因为爱,就只能因为恨。再一次,比如朝鲜。

极权之所以热衷控制媒体,不只是因为媒体对于现在的力量,还因为媒体有着影响过去的能力。所谓过去,其实只是指人的记忆和流传的资料,资料篡改了,记忆模糊了,过去也就改变了。极权政治一定会有模糊不清的过去,文过饰非的遮掩,自相矛盾的说辞。纳粹德国便是如此。

人类只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细微不辨的一点星火,我们自以为渺小,又自以为伟大,然而我们终将消失在太阳的第二个轮回之中,谁都将不存在。但即便如此,我仍然相信人能影响宇宙。也正因为如此,我才写了这篇文章。希望中国人民的朋友,朝鲜早日走向自由富强的道路。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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